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经写了一本书,名字叫《李光耀观天下》,书中他从民族性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各个国家的发展特色,引人深思。以色列,作为全球创新引擎国家之一,2021年GDP实现8.2%增长,人均GDP达到4.7万美元,全球创新国家排名第七(2021年Bloomberg 创新指数),人口持续增长。以色列完美避开了发达国家,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出生率低、经济放缓等难题。以色列的科技产业兴国战略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期进行。4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进步,值得所有国家学习。本文作者长期从事国际技术转移工作,通过对以色列的实地访问、考察,从犹太民族文化的角度去探寻以色列创新的成功密码,总结了一些个人观点,分享如下。
一、独特的历史与地理环境
以色列位于中东、非洲与欧洲的交界处,是三大宗教的发源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宗教起源,造成了其成为各个教派国家的必争之地。几千年来,它的土地上留下了几乎所有时代统治者的足迹。犹太民族在上千年的迁徙流浪中,养成了坚韧、独立的性格,和对时机判断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对教育,对家庭超级重视,对人才广泛认可的犹太文化。
以色列毗邻地中海,拥有200公里的海岸线,属于夏季干热的地中海气候,自然淡水资源十分稀缺。以色列国土面积2.57万平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二是沙漠,可以说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贫瘠的国家。因为所有财富都要自己创造,造就了以色列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德国人海因里希·邦廷(Heinrich Bunting)在1585年创作了一副著名的世界地图——“邦廷三叶植物地图 ”(Bunting Clover Leaf Map)。图中,他把以色列作为中心,用三叶草的形状代表欧洲、亚洲和非洲,包围着以色列。这幅创作不论当初是否出于宗教的目的,但几百年来,以色列人一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整个世界,这和中国长期农业文明形成的地域思维大相径庭。新加坡和以色列一样,自然资源贫瘠,国土面积微小,但位居世界交通要道,让新加坡人同样拥有了面向世界的眼界。由于新加坡人口中大部分是华人,所以新加坡的产业结构和以色列亦有很大的不同。
研究以色列的创新,有一点不能忽视:以色列是一个全民服兵役的国家,大多数人都要在高科技、高风险、高度协同的军队体系里接受2年以上的历练。这样的经历赋予了以色列人与众不同的群体特质和精神力量。许多非常成功的初创公司都是由在军队中共同服役的伙伴创立的。
贫瘠的自然资源、尖端的教育体系、因历史造就的全球人才网络,为以色列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重要成员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热爱家庭的文化与朴实的生活习惯
犹太人历经2000多年亡国的流浪,几十代人更迭,仍能保持民族的完整,得益于犹太人对种族纯粹的坚持。这里包含不与外族通婚的实用教义,更重要的是对家庭、对信仰的重视。以色列人喜欢谈论历史,开口即千年,犹太人曾经的历史伤痛成为当下以色列人的骄傲。在犹太文化里,孩子即为财富的观念,准确的反映在出生率上。有着宗教信仰的指导,再辅以合理的政策,以色列人口在70年时间里增长了10倍(也包含回国定居的犹太人),出生率在发达国家排名第一,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让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的我们羡慕不已。
独特的历史原因,造成了以色列人朴素的生活习惯。和中国多元的地域文化相比,以色列人在饮食,娱乐方面略显单调。每到周末,除了少数服务业,整个社会都会进入停业状态。多数人选择家庭团聚,共享天伦。这让熟悉了“996”,习惯娱乐多样化的我们变得极不适应。在以色列最繁华的城市特拉维夫,最热闹的地方是地中海边的海滨大道。户外运动是以色列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犹太民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坚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强调“基本价值”与“人人平等”。这与中国注重礼教的社交风格明显不同。但融入其中也会享受到另一种平等与轻松。
只有深入了解以色列人的生活,才能找到这个创新之国的成功密码。朴素的生活习惯,平等的交流,让以色列人摆脱了许多无谓的牵绊,能够心无旁骛的追求目标。得益于同事Yahuda Yamut的精心安排,我们有幸与几位以色列技术转移头部机构的CEO进行交谈,对以色列的创新文化与策略有了更加系统的认知。
三、精准的创新战略与人才使用机制
以色列创新服务的非盈利组织——创新企业国家中心(Start-up National Central)位于特拉维夫市中心。该机构CEO热情的给我们分享了以色列的创新情况。他强调,除了军工产业,以色列几乎没有大型制造业,脑力技术是国家最大的产业。这点反映在科研人员的数量上——以色列科研人员占工作人口的8%,是全球科研人员比例最高的国家。在通盘考虑了地理位置、人才、供应链与投入产出比后,以色列政府把自身定位成欧洲和北美的技术引擎,科研聚焦在B2B模式的硬科技上。新技术源源不断地授权给欧美头部企业,从创新上获利。有超过350家跨国公司在以色列建立了创新与研发中心,形成了良好的循环机制。
在B2B的创新模式下,以色列创新人员对客户技术需求的确认极其严格,精准的把时间花费在有价值的科技解决方案探索上。该模式下,以色列创新团队无需考虑生产投入,资金全部用于概念验证与技术开发,减少了很多商业学习成本、管理成本和市场拓展支出,项目可以轻装上阵。创新项目往往需要很少的资金就可以启动,团队规模经常在3-5个人,有时甚至更少。希伯来大学的Shlomo Magdassi教授分享了他的故事,他用很低的研发费用开发出聚光太阳能发电的核心吸热材料。为了推广该技术,团队在技术验收前不收取费用,最后成功授权给拥有美国最大聚光电站的Brightsource公司。
以色列的大学是创新产业的核心力量,这里诞生了6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以及全球著名的YEDA、YISSUM等技术转移机构。YEDA的CEO介绍了魏兹曼科学研究所的产业化机制,以理论研究见长的魏兹曼科学研究所能够成为全球技术转化最成功的机构,得益于其独特的创新机制。魏兹曼科学研究所并不鼓励,多数时候甚至限制研究员进行自主创业,所有的技术通过转让授权的模式由其全资控股的技术转移机构YEDA研究有限公司进行管理。在YEDA,有一支产业经验丰富的博士和工程师团队专门为魏兹曼研究员的科研成果寻找产业应用。同时,由另一支产业资源丰富的商务拓展团队进行产业资源对接。有效的机制加上经验的积累,让YEDA成为了全球最成功的技术转移机构,每年授权生产的产品销售额高达400亿美金。魏兹曼的研究员们拥有充足的研发经费,不用劳神于繁琐的高风险产业化工作,同时在技术转让中获取相应的个人收益。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尊重商业规律,充分体现了以色列人在创新方面的务实和智慧。高校的革新技术向社会开放。对技术感兴趣,又有产业经验的人可以毛遂自荐,经过考核后成为项目的CEO,全面负责融资、运营等产业化工作。科研人员通常不参与公司管理,仅仅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这一点非常值得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借鉴,即如何避免核心技术人员在CEO的位置上揠苗助长;如何做到人尽其才,提升创业成功率。
四、政府与慈善基金的作用
以色列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对其生态系统的成长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几十年来,以色列通过“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等系统性计划鼓励技术创业和工业研发投资,并通过国家创新局积极的推进这些措施。希伯来大学的Shaul Lach教授通过研究表明:政府支持创新降低了创业者的风险,更创造出比政府最初拨款金额高出2到3倍的新的研究; 同时,政府引导性投资为行业吸引了5 到 10 倍来自私人投资者的投资。以色列政府真正做到了科学引导,避免了企业产生惰性依赖,套取政策红利。这让私人投资额在国家研发投资中占比高达84%,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的很多创新机构都能够看到慈善基金的身影。追求公义,奉行慈善,是犹太人独特的宗教哲学,在创新投资方面也有着丰富的体现。从非盈利组织,到创新企业国家中心,到希伯来大学西尔万·亚当斯运动研究所,从公共服务风险基金Tmura再到“1.8%倡议”,以色列非盈利组织在鼓励创新,打造价值生态,回馈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希伯来大学西尔万·亚当斯运动研究所主任David教授,对即将扩建的运动研究所充满希望,谈话间亦对捐助2000万美金的西尔万·亚当斯先生的义举高度赞许。
合理引导,充分放权,推动生态建设,信任市场机制,以色列政府在驾驶国家创新巨轮的过程里,交出了不错的成绩单。
五、从打造独角兽到走向全球化
以色列以拥有7000多家初创企业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创业之国。但同时,对于以色列大量的初创企业是否能够活过种子轮的质疑也从未停止过。随着产业的进步,在人工智能、基础数据、科技金融、网络安全、工业软件等智力密集型领域,以色列逐渐摆脱了种子轮创业的困境,迈向了独角兽之国。2021年,以色列培育出53家独角兽企业,数量上超过了整个欧洲,甚至还有一些估值达到百亿美金的超级独角兽。以色列已从创业之国升级成了独角兽王国。
对欧美国家来说,以色列是一座科技金矿。半导体巨头英特尔在这里建立了最大的海外研发基地;苹果和微软也在这里投入了海量的研发资金。拥有欧美得天独厚的资金与市场,以色列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伴随着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崛起,对趋势天生敏感的以色列人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亚洲。不仅与新加坡建立了国家级科技合作关系,还引来了大量的日本投资者。对于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工业制造中心,虽受制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但以色列人依然保持着谨慎的开放心态,并一直致力于摸索出一个双方都舒适的合作模式。这需要中、以两国共同的智慧。
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同时带有强烈的文化属性。在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之际,希望此文能够窥斑见豹,让大家对科技创新模式多一份参考。国际形势风云莫测,在全球化被严重割裂之际,以色列人正在用科技链接全球,流年笑掷,未来可期。
作者 范士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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