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 苗书迪 贺水金
本文原载于《厉德寅经济论文集》，厉无咎、袁卫、王振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第646-659页。
摘要：基于现实关怀与制度思考，厉德寅在抗战时期详实精辟的分析了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农村金融发展路径，其论点精要鲜明，为国民政府战时农村金融政策的厘定与变革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对厉德寅农村金融思想的研究也有助于厘清国民政府农业金融政策的演变逻辑，并可为当下农村金融政策制定者与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提供历史参考，这是厉德寅农村金融思想强劲生命力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关键词：厉德寅；农村金融；金融制度；现实意义
1937年7月对日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大片土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统治区域的农产品生产大大减少，农业生产能力愈益萎缩，粮棉损失直接影响到战时军民衣食所需，随着政府机关、军队、工商企业、文化教育部门和大量难民的内迁，口粮需求急剧增加，粮食问题日益凸显；经济作物的减少还直接影响到外贸出口与内迁工厂的原料供应，出口农产品的数量削减影响到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的稳定，工厂原料的无法满足也抑制了产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大后方各省长期处于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动乱之中，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民借贷率居高不下，债务负担沉重，若论扩大农业生产，实属不易。由此，支持战时农业生产极具必要性及重要性，修建农田水利工程、推广良种与肥料、改进生产工具、开垦荒地等被提上日程，但种种举措“均有赖大量资金之协助也”，故国民政府的战时农贷政策被赋予了多重含义。
为应对抗战期间金融管理之需要，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设立了四联总处（即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的简称）。四联总处成立之初，主要使命为联合与协调四行业务，以配合国民政府贯彻战时经济金融各项方针。1939年四联总处进行改组，不仅参与各项经济金融大计之决策与筹划，且承担督导国家相关行政机构和银行贯彻执行相关政策的责任，成为国民政府的中枢金融机构。同时在制度层面开始重视农村金融的发展，在四联总处战时金融委员会下设立农业金融处，对全国所有农贷事宜负统划督促及联络之实，并成立农贷审核委员会和农业金融设计委员会，负责农业金融政策的设计与监管执行。
厉德寅于1939年11月被调任四联总处统计科科长，主管金融调查、统计、研究工作，在此期间他出于对现实的关怀与制度的思考，利用扎实的统计学功底，撰写数篇论文分析了战时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农村金融发展路径，其论点精要鲜明，引起时人关注，正如《农贷消息半月刊》1941年第5卷第1期转载厉德寅之文《树立兼营式农业合作金融制度刍议》时编者前言：“厉先生以客观之态度，论述中国目前所需要之农业合作金融制度，再以精锐之眼光，肯定之主张，提供树立兼营式农业合作金融制度意见，印成单行本，分送各机关参考。编者接读该文后，深佩立论正确而有独到之处，特转载本刊，以飨读者。”厉德寅对战时农村金融发展的数据统计详实，问题分析精辟入里，改革方案兼具适用性与实用性，其思想在国民政府农村金融政策的调整中也得到了具体体现。难得可贵的是，厉德寅切实关注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特色，并开始思考农业金融制度的中国化探索，其思想虽时过境迁，但仍能为当下实践提供有益启发。
厉德寅对战时农村金融的统计与分析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保障后方农业生产，仅1937年下半年及1938年，不同部门关于农业金融政策颁布了至少8则条规，内容涉及农产品押放贷款、农业合作贷款、农业贷款范围及成数等，均旨在引导督促各行局增办农贷业务，扩大放款范围，提高放款成数，以刺激农业生产发展，增强抗战之必备坚实力量。因此，农贷数额确有显著增长，一般盛赞抗战以来农贷之成绩者，也多指这方面。在此之上，厉德寅基于数量统计还洞若观火的剖析了农贷事业“优于量而拙于质”的问题所在，实属更进一步。
对于抗战时期农贷机构的放款统计，国民政府、时人及当下学者多分析国家行局的数额变化，特别是对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的农贷数据分析最为完备，忽略了各省地方银行及农民银行、各省合作金库、各省办理合作事务机关的农村放款表现。厉德寅在其文《三年来之农业金融及今后改进之途径》中统计分析了1937-1940年国家行局、各省银行、各省农民银行、各省合作金库、各省政府部门与合作机关等各类农贷机关的放款数据，更完整的勾画出了抗战初期农贷机关组织的结构表征，为后续农村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调整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研究战时农业金融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新中国成立后对战时农贷研究的经典成果即黄立人的《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被当代学者引用多达73次，其对抗战初期农贷机关及农贷数额的统计分析即来自于厉德寅之文；康金莉对1937年、1938年办理农贷机关及农贷数额统计也来源于厉德寅之数据；龚关在分析战时农贷规模的扩大时也多引用了厉德寅的分析。
按照机关性质及放款区域，厉德寅主要将各类农贷机关划分为农本局及三行、各类地方银行及农民银行、各省合作金库、各省合作事业机关及其他。1937年因战时爆发，情形紊乱，统计样本有7家农贷机关，“其他”为3920328.76元，占总额的14.5%，归入了表1中的*3，造成此项在1937年的偏大。1938年及1939年统计样本更加丰富，各类农贷机关多达28家，计算严密，重要贷款机关均已列入，除商业银行未具报外，可谓遗漏甚少，故其文所列表格数据至少可表示全国农贷之大概情形。
表1 1937-1939年各类农贷机关合作放款统计表
农贷机关类别193719381939
放款结余数结余数所占百分数放款结余数结余数所占百分数放款结余数结余数所占百分数
中国农民银行14605059.4753.9829451345.9047.5047787913.2042.52
农本局671836.242.484322226.176.9712927803.5011.48
中国银行3149420.0011.6411794538.0019.0214976200.0013.30
交通银行——1522141.002.461166403.091.04
* 1各省地方银行及农民银行2112191.007.865685895.339.1715639219.9513.89
* 2各省合作金库1344177.004.977997241.2912.9015850556.1514.08
* 3各省办理合作事务机关及其他5173264.7619.101224957.381.984263802.203.79
合计27055958.47100.0061998345.07100.00112611898.15100.00
注：1937年结余额数据* 1包括广东省银行、福建省银行，*2指江西合作金库，*3包括实业部合作事业处及其他机关；1938年* 1包括四个省银行，一个农民银行，三个地方银行，*2指四川及江西二个省合作金库，*3包括贵州省政府等七个机关；1939年统计样本中*1包括六个省银行，二个农民银行，三个地方银行，*2指四川、江西、浙江三个省合作金库，*3包括经济部合管局等十个机关。此表根据厉德寅原文之第一表、第二表、第四表综合可得。
在农贷机关的数量结构上，能够看出抗战初期农贷数额的增减情况。合作放款结余总额由抗战爆发后的停顿之势到农村贷款的扩大，1938年放款结余数约为上年的1.3倍，1939年放款结余数又为1938年的131.64%，因此厉德寅评价道“就增加数及增加率而言，均不得谓为不速。”
难能可贵的是，厉德寅还重点分析了各农贷机关相对地位的变化，这为后续农贷组织体系的调整打下了基础。1938年农本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结余额共占总额的75.97%，超过各项农贷机关全体贷款额的四分之三，1939年略有下降，也占68.25%，可见国家行局占据农贷市场之主导地位。厉德寅还全面剖析了国家行局内部力量的强弱变化，其中，中国农民银行比重虽略有下降，但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农本局发展迅猛，所占比重由1937年的2.48%提高至1939年的11.48%，中国银行相对地位下降，交通银行在三行中所占比重最小。各省合作金库的农贷地位驾各省地方银行及农民银行而上，厉德寅对此分析道：“省合作金库为现有农业金融机构之中层组织，一方面向各金融机关透支款项，一方面供给各县合作金库资金，既可省去各金融机关直接对各县合作金库贷放手续之麻烦，而各县合作金库间资金之运用，省金库也可善为调剂，故其地位在全国农贷事业发展中，日见重要”。其对合作金库在农业金融事业的定位分析与国民政府之后续改革大致相同，之后县合作金库的快速铺设及中央合作金库的筹建也似在情理之中。各省地方银行及农民银行之农贷数额相对低下，厉德寅认为“多由于各行资力薄弱，大多未加注意或注意而未尽厥力，实为主因。”至合作机关及其他办理农贷之机关，其本身原非金融组织，放款数额之微小纯属必然。
厉德寅详细统计了各农贷机关的放款对象，综合来看，放款于合作社为最多，占总数47.23%，足证战时农贷发放大多借合作社为推进之机构。次为合作金库，占27.21%，合作金库历史极短，为农业金融中之新兴机构，三年来能有如此成绩，可见各方对合作金库推行之努力。合作金库贷款之对象为信用合作社及各种合作联合社，故亦可包括在合作社贷款中，合作社与合作金库两者共占总数的74.44%，因此厉德寅认为合作社在我国农贷事业中之地位重大，为农业金融之基层组织。
同时，厉德寅还关注到了各农贷机关对合作放款与农业贷款的不同态度，这是在以往研究中被忽略的地方。基于各农贷机关合作放款与农业贷款在总放款额中的比重，厉德寅发现了“在合作放款中各类机关放款集中之程度不若全国农贷集中之程度”的特征，认为中国农民银行兼顾合作放款与其他放款，而农本局与交通银行对其他放款颇为重视，中国银行与之相反，省合作金库因受法令之限制几乎全以合作放款为对象，故在合作放款中占较重要之位置，各省地方银行与农民银行较之省合作金库对其他放款为重视。此类分析为农业金融的发展路径选择奠定了基础，重视合作金融的发展则自然会重点扶持合作金库的扩张，农本局与各省地方银行则将被选择性忽视，这也与后续农贷制度的演变不谋而合。
表2 1939年各项农贷机关放款对象比较表
放款对象农本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1各省地方银行及农民银行* 2各省省合作金库* 3各省合作事业机关及其他合计
合作社数额52978745.548043700.796509219.523945669.9371477335.78
占比46.9045.8540.2684.7747.23
合作金库数额30377235.13812895.609293338.73688728.2841172197.74
占比26.8904.6357.4814.8027.21
农会数额2560477.155630103.53-20332.668210913.74
占比2.2732.09-0.445.43
农场数额328270.7977851.49--406122.46
占比0.290.44--0.27
其他农民借款团体数额1560201.0828081.86--2388282.9
占比1.384.72--1.58
农业指导改进机关数额59223.33981715.99--1040939.32
占比0.055.60--0.69
其他数额25096706.21167983.41364000.00-26628689.6
占比22.226.662.25-17.60
合计数额112960859.517542332.8516166558.254654730.87151324481.5
占比74.6511.5910.683.08100.00
注：* 1. 包括六个省银行，二个农民银行，三个地方银行。
* 2，包括四川，江西，浙江，三个省合作金库。
* 3，包括经济部合管局等十个机关。
在农贷地域结构上，厉德寅完备的统计了28家农贷机关之每一家在各省的贷款数额，不仅分析了各主要机关的放款地域结构与省份集中度，还分析了总放款额的省份分布，对放款地域结构的论证实为充分，表3仅为简略摘之以分析其主要结论。1939年农贷区域遍及二十省，但分布极不平衡，正如厉德寅所评价“全国农贷事业繁荣中颇有偏枯之感”。放款最多之省份首推四川，占全国28.08%，以一省之范围，放款数占全国四分之一以上，可见该省在农贷地位上之重要。江西次之，第三为江苏，放款最少者为绥远，几可忽略不计。四川、陕西、云南、贵州、、西康、甘肃等后方六省，占全国总额的46.61%，但六省彼此间亦相差悬殊，“此种现象除土地，人口之因素外，尚受交通及政治之影响”。
表3 1939年放款分省统计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