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背后是经济总量规模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2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114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十年来的经济增速超过6％，全球占比达18％，人均GDP超过1.2万亿美元，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增长趋势出现了新的特征，不再以数量增长为主，而是强调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保持在稳定的中高速增长。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群众的需求变化为目标，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同时，产业也面临转型升级。由此出发，经济不再以GDP为衡量的唯一标准。不同时期的增长速度高低并不具有可比性，高质量发展的主题背后是针对经济的发展阶段作出的部署，也是抢抓全球产业链核心地位的关键。
产业结构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门类齐全，具备了比较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但在全球产业链竞争中基本上处于中间位置，在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上依赖于国际市场。必须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全球技术创新的制高点，坚持自主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被人“卡脖子”的问题。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置于核心位置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近几年来，国家在体制机制、政策、资金和技术研发等各个领域加快改革，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逐渐取得了成效，未来有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重要驱动。必须回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也是经济走向新的发展阶段所形成的主流。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除了从根本上明确了发展市场经济的目标宗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外，还深刻反映了市场经济所体现出的内在韧劲和基础，即拥有巨大的内需市场，这是其他国家所不能匹敌的优势。只有充分的就业才能解决消费内需的供给问题，即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从供给侧释放消费潜力，包括重点支持中小微企业，稳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奠定稳定扩大就业、减少隐形失业的基础。无论是民间投资还是大众创业，都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近几年国际内外发展形势复杂多变，促进民间投资扩大生产和通过创业解决就业都是可行的办法。积极财政要加力提效，有三大特征——立足于供给管理，主要手段是减税，重点是结构性减税。积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警惕地方债务问题，过去一段时期地方政府违规举债或通过城投平台等增加了大量的隐性债务。近几年加大了治理力度，地方财政问题有所缓解。同时，财政支持的选项也非常重要，重点在于支持生态环保、科技创新和扶贫，这几个领域成为破解经济增长瓶颈的突破口，也是回归政府职能的体现。货币政策方面，重点支持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如制造业、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等，以及普惠中小微、乡村振兴等薄弱环节。货币的供应应与需求相匹配，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目前全球局势变幻莫测，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面临着诸多的不可控因素，内部经济的优化升级，外部经济阻力重重。从当前的经济发展来看，国内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能够应对当前的外部变化，以及对内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支持，经济发展速度的转变、经济发展新模式需要更多的创新来支持，因此当前经济发展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对更多的不可控变化。
根据社会发展情况，战略性新赛道将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包括了数字化、低碳化两个主要的重要领域，当前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等也均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可以看出，未来的经济发展将由数字化、低碳化主导。所以对新的经济发展赛道，需要对其进行注重培养其中的人才、技术方面的培养，从而为新经济战略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应对社会的快速发展。从低碳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这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动力。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并且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创新技术来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动力蓄电池产业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是不能固步自封需要引入新的技术，提高技术的长板。而风电、光伏产业现在处于“无人区”状态，该领域的发展依旧需要技术和行业需求来引导。氢能源产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需要对其产业布局进行合理化规划；数字经济领域方面，现在对全球各国的多领域产业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人们通过数字信息推动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技术的优化升级。当前在5G、网络基础建设方面区域领先地位，许多商业发展也均运用了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目前已经进行标准化建设，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形成产业化。在未来的规划中，需要对芯片设计、软件开发、计算机算法等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弥补在芯片领域的短板，避免在未来被其他国家“卡脖子”。在发展经济的道路上，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借助政府组织的优势，将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进行有效的结合，充分调动企业、人员、市场的积极性。对行业内的政策、体系、人才培养、各领域合作、企业扶持等进行关注，从而为发展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搭建符合现状的产业发展体系，引导企业科学发展。政府各级部门需要对自身的责任和义务进行明确，结合政策和实际情况，制定引领本区域企业、经济发展的新路线，为人才发展、技术创新提供新的生态环境。政府需要对第一套技术产品进行优先使用、采购，为企业“避雷”，避免企业的产业优化升级过程中的阻碍。政府需要搭建开放、自信、交流的协同体系，搭建创新合作的新生态，在技术的研发过程中，需要注重基础、应用、试验三个环节的有些协同，对于出现短板技术注重，并给与支持引导；政府需要对科技型技术进行支持引导，在一些前瞻性、关键性、战略性的技术方面研发，政府需要注重引导，并且给与持之以恒的引导，注重和国家级的科研机构进行合作，保证技术研究的根香支持；对于一些短板的技术，单纯依靠某一机构或者是企业是无法完成，因此政府需要对其进行关注，注重引导组织多方领域的合作，推动组织的创新发展，提升市场的创新活力，为社会的科技创新注入动力。在考核层面需要将创新、科技投入等纳入其中，从而调动各层级人员的积极性；对于民营企业，政府要积极鼓励其创新，给与技术、人才、物质等方面的支持，给与私营企业更多的支持，从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政府在对市场进行研究时，需要对中小企业进行关注，帮助其度过难关，给与更多的优惠政策和帮扶，为其输入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推动中小型企业良性发展，引导其优化升级；产业的发展以及优化升级，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人才在不断的流动，因此需要给与提供更多机会吸引海外人才进入，推动专业领域技术和国际接轨。同时对于国内的人才也需要进行重点培养，培养出高素质、创新性人才，加强社会企业和高校之间的合作，缩短大学生课堂和社会之间的差异。对于人才需要重视，激励措施需要注重设计，根据所处的区域环境，以及行业的标准，完善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分配，从而激励高素质人才积极创新；对于金融体系进行不断的完善，金融体系是对科技创新最基础的支持之一，因此保证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推动科技在创新中不受外界的干扰，促进科技的快速发展。在战略性领域方面，金融政策要根据国家规定执行，确保战略性领域的发展。另外，政府需要对一些关键技术、“卡脖子”等技术的金融服务进行完善，并将其作为某些基金发展的考核内容。引导产业技术积极与国际技术进行交流、合作、竞争，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将企业带出去，将更多的发展理念、技术引进来，积极和社会其他组织进行合作，推动国与国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提高软实力。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似乎都显得相当黯淡。国内外均面临着高债务、泡沫化严重及增长乏力的共同挑战。国内的问题则表现为低利率、低通胀及低回报的“三低”困境：尽管在传统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的投资占比较大，但这些行业的产出和回报普遍偏低，显示出其低效甚至无效的特性。生产能力的过剩与需求的不足导致消费市场长期低迷。另一方面，受到出口份额持续下降的影响，制造业在供应链上的附加值不仅未见增长，反而有所下滑，产业的密集度也随之降低。海外主要经济体的状况则与国内形成对比，呈现出高利率、高通胀和高回报的“三高”现象：高效的投资策略、旺盛的消费需求以及供应链的多元化和分散化，使得供需关系得到了优化，始终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平衡状态。国际地缘政治和国内经济都显示出不容乐观的趋势，并正在形成一股合力，对各行各业刚刚恢复的势头构成冲击。经济正处于内外围困、四面楚歌的复杂局面中，如不予以足够重视，可能将面临一系列严重风险的爆发。近年来，上述救助经济的政策多半侧重于短期效应，希望能迅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而不是针对全局、系统性采取持续性和灵活性的措施。这种内外“包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短期策略或战术，而是一种长期的国际地缘政治的战略对抗，因此在面对这种内外包围的局势时，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如何在当前迅速突围，还要在整体经济策略和其他有效领域构建一个能够彻底打破敌对势力设计的重重围困的策略。事实上，面对近期美元加息引发的资金流动压力，我们不仅抵御了这股压力，而且还采取了反击措施：当敌方试图引爆我方的房地产泡沫时，我们确保了楼市短期内的流动性。随着内外围困和前后包抄的态势日益紧张并日趋激烈，我们不能再仅关注如何在短期内应对，而需要从全局和系统性考虑，进行长期战略层面的整体制度性变革或重新设定，形成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突破重围的壮举，并最终赢得这场突围反击战的胜利。接下来，我将全面分析近期为应对突围的策略，即降息保房、印钞稳资这两项措施，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如让利实体、通胀这类具有长效性和可行性的行动思路。
时代已经改变，行动和决策思维也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对于这次史上最大力度的降息，舆论场上的声音表明这还不够，不仅因为它不足以刺激经济的回暖甚至复苏，还因为未来的宏观经济走势已经足够明确，大多数人都已看清楚，这影响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此次非对称降息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降低新增房贷的利率来向房地产市场注入流动性，并扩大潜在的购房需求。这表明其是一种常规操作，有利于金融机构并具有长期性的特征，这也是市场交易主体目前不为所动的原因。包括楼市在内的宏观经济基础正处在一个新的、更大强度、更密集和范围更广的压力之下。过去采用的过度谨慎且宽容的政策态度，已不再适合应对当前更为严峻和复杂的经济形势，因此加大政策力度，迅速将仍具有效果的政策工具投入实际使用，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经济的复苏势头受到海外，尤其是美元加息引起的资金潮汐效应的限制，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金融体系都面临压力，针对资金流出的内外较量已达到白热化阶段。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因此采取了还有操作空间的降息措施作为先发措施，以此提振士气和增强市场信心。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和经贸形势正在重塑中，这对我们非常不利。在这种时刻采用降息手段，一方面是基于解决内部资金流动性不畅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此举来稳定内部经济形势，以应对接下来可能面临的更多外部不确定性风险。短期内降息对楼市当然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例如保持房企账面上的资金充足，或是城投平台项目的现金流充裕，还可以引导市场资金结束观望，进场购买和持有房产，解决近期库存积压的问题，实现销售周期的大幅缩短。然而，短期内的大幅度降息并不能使楼市整体复苏，只是对此有利而已，无论是楼市还是其他行业或市场，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短期内可以见效的政策工具所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属于经济结构性问题，需要长期的政策配合才能见效。楼市的整体复苏并不依赖于一两次的LPR调整。就像重病患者，单靠短期治疗是不够的。长期利率下降是未来面对经济不景气、资产负债表收缩时不得已而为之的趋势。这意味着，降息将成为未来的常态。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未来大幅降息至低利率区间的可能性很大，这是一个长期趋势的一部分。楼市的整体复苏还需要其他手段或策略的配合，而降息和降准属于常规的货币政策手段。除此之外，还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这样，包括楼市在内的资产价格才能稳定。近期，股市快速下跌不仅导致股价下滑，面临资金流枯竭的风险，还对楼市和债市形成金融风险传导，导致房价下跌，资产价值缩水。楼市和股市的双重压力还对债市的抵押资产价值缩水构成风险，几乎加剧了债券市场理财产品的风险。这是资本的流出，无疑会加剧全球制造业供应链的多元化、分散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导致产业资本进一步流失。这意味着，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都处于外流的状态。需要明确此次印钞并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即量化宽松，而是在财政收入的存量上进行再分配后得到的资金，这属于具有主权信用背书的财政政策的一种。在股市方面，政府成立平准基金，参与购买股票，以稳定大盘行情。证监会等监管机构要求国有企业将市值管理纳入负责人的业绩考核中，而管理市值的主要方式只有两种：回购自家股票及增强其长期投资价值的属性。在楼市方面，行政资管平台（简称“行资”）购买大量即将破产的房企的房源，将其转化为保障房或租赁房项目，这便是“商转保”或“商转租”的做法。这两种做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通过回购本公司的证券或购买该领域的商品，从而减少市场上的流通量，反映在每一份股票的价格上升，或是每一间商品房的价格上涨。而将商品房转为保障房或租赁房，则会增加市场商品数量，导致每件商品的价格反而会下降，这是经济学中关于稀缺性的基本教训。政府利用具有主权信用背书的财政再分配手段，通过印钞所得的资金流动性，并将其赋予财政政策的属性后，通过回购股票或购买商品房以制造稀缺性，从而达到稳定诸如股价或房价等大类资产价格的目的。印钞稳资是否有效？先不论长期效果如何，短期内这一策略将导致股票的购置成本大幅上升，居民的租房成本也将提高，并且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商品房供过于求、产能过剩，以及遏制资本外流等问题。从长远来看，还会带来以下问题：增加印钞的副作用，即货币贬值和购买力的下降。尽管这种财政再分配形式的印钞并不是无底线的发行货币，与量化宽松有着本质区别，但随着主权信用的长期消耗，一旦货币价值下降超出主权信用能够背书的极限，购买力就会陷入长期的下降趋势，且难以逆转。这还可能影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甚至可能终结其可行性。如果仅凭印钞手段无法实现资产价格的稳定，那么应采取什么措施来“稳资”并遏制资本的外流呢？有效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从根本上解决资本管制与市场开放之间的博弈，实现一个帕累托最优的动态均衡。二是寻找新的资产锚定物或主权信用背书的方向。与其让利于金融机构，不如让利于新的资产锚定物或是寻找新的主权信用背书方向。这种锚定物或背书方向应该是我们传统的优势所在，并弥补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短板。这两个领域的结合，将是进行长期投资的最佳标的，也是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传统的优势在于产业内的灰度创新、规模化的工业制造和供应。而短板是缺乏创造性破坏性的原创科技创新和建设高技术产业全局的能力。未来应大力支持的重点方向是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产业数字经济的规模化以及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这将使科技支持实体经经济，提升产出效益至帕累托最优。这不仅是货币长期价值锚定的绝佳方向，也是实现科技制造强国目标的体现。至于真正需要让利的实体经济领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上游是工业制造业的生产供应方，包括传统的中低端制造业和支持传统制造业的高技术产业，并在产能结构上进行融合。中游是互联网平台和线下实体的经销商、供应商、批发商以及零售商。下游则是终端消费者，这个领域最需要让利，因为他们是当前产能过剩的唯一“救星”，需要提升他们的购买力。
经济需要从内外夹击、前后包围的困境中突围，发起一场关乎宏观经济复苏与否的反击战。通过常规的货币政策，以及常规的财政政策，结合通胀这类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双重融合措施，只要将货币流动性有效地注入到实体经济的上、中、下游领域，特别是处于下游的以居民和家庭部门为主的广大消费者，不仅可以增加他们的现金流，还能修复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这样一来，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将变得非常强劲，足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地缘和经贸形势，确保国内经济系统正常运转的同时，保持健康且良性的发展势头。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