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物医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CRO日益成为医药健康产业链中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中国近年来医药政策改革，更多鼓励研发和创新药投入的背景下，更催生了对优质CRO的迫切需求。
从一个人、一台设备、一间200平米的实验室，到如今全球近两千人的团队，十三万多平方米实验室和安评中心以及超过30%的业务年增长率，方达医药的成长不仅见证了李松的创业路程，也见证了中国临床试验新药研发从“0”到“1”的发展。
Q=E药经理人
A=方达医药创始人 李松
Q：你个人的从业背景和职业经历是怎样的？
A：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1977年，我考入了郑州大学化学系，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到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化学系留学，1991年获分析化学博士学位，紧接着又在麦吉尔大学医学院肿瘤系做药代动力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1994年初来到美国制药公司工作。2000年从惠氏制药公司辞职，做药物开发技术和法规方面的咨询工作。2001年，在朋友们和前同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用从6个朋友那里筹措来的10万美金，在美国新泽西建立了方达的第一个200平米实验室。
今天，方达已经在美国有800多人的团队、12个实验室，临床中心和安评中心，总面积接近50万平方尺。2006年我们进入中国，在上海建立了在中国的第一个实验室。目前，方达中国团队也有近1000个人。目前业务分布美国与中国差不多，研发阶段包含了从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生物分析、CMC和一二期临床研究，领域涵盖了大分子和小分子的研发服务，基本上做到了全方位一站式药物发现和开发服务。
Q：相对于其他CRO企业，方达的优势在于哪些地方？
A：相对于其他CRO企业，方达具有三个方面的优势。首先是团队的优势。美国团队中有近20%的人拥有博士学位，技术力量非常强大，方达的管理团队和技术人员大多都具有国际大制药公司的工作经验；第二，是方达先进的实验室及设备优势。在中国我们有80多万平方尺的实验室，北美有近50万平方尺，在过去21年，我们投入了2亿多美元到实验室之中，将市场上最好的实验室设备都纳进了我们的实验室；第三是质量管理体系。我们具有完善地，符合欧美和中国cGMP、GLP和GCP要求的质量体系。我们在中美的实验室和临床中心成功经历了60多次美国FDA的检查、100多次中国药监局检查和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国家药监部门的检查。我们全球所有实验室使用同一个质量标准，无论在任何一个实验室产生的数据，都可以用于全球申报。这三个优势使方达业务一直保持在30%以上的年增长率。
Q：目前中美两地的业务分布情况是怎样的？
A：目前,方达在美国有9个实验室，2个安评中心和1个临床中心。分布在宾夕法尼亚、新泽西、俄亥俄、弗罗里达、芝加哥和旧金山湾区。总面积约50万平方尺。其服务涵盖药物合成、药物筛选、药代动力学、GLP安全性评价、生物分析、CMC制剂开发和临床用药生产、一期临床研究和临床中心实验室检测等。方达在中国有11个实验室和1个安评中心，分布在上海、苏州、武汉和郑州。总面积约85万平方尺。其服务与在美国的业务相同，除药物合成、药物筛选、药代动力学、GLP安全性评价、生物分析、CMC制剂开发和临床用药生产、一期临床研究和临床中心实验室检测等以外，我们还在山东威海投资兴建了API生产基地。目前中国业务占全球收入的20%左右，美国占80%左右。其中在中国的业务中，90%是来自中国本土的企业客户，10%是国际客户；在美国业务的情况是美国本土客户占90%左右，另外10%的业务是来自中国药企客户。
Q：成立公司之初，你有没有想到过方达能从一个小小的实验室发展成近两千人团队的上市公司吗？
A：在方达刚刚成立时，我对方达会发展到多大的规模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当时对客户的需求和CRO市场情况并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认识。最初就是想要建立一个实验室，在技术上给制药公司提供支持，帮助客户解决药物开发中的一些难题。公司成立前几年发展十分顺利，业务增长很快，每年都有超过100%的增长。慢慢的对整个CRO市场的格局和需求也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在2005年，我提出了用15年时间把方达建成一个国际化的药物开发平台、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药物发现和开发服务、方达的市值达到10亿美元这样一个远景目标，也就是我们公司的Vision Statement。这个远景目标得到了公司股东，管理团队和员工的大力支持，十几年来我们一直为实现这一目标在不懈奋斗。虽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我们的业务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们还是达到了我们的预定目标——基本上建成了一个国际化的一站式药物发现和开发服务平台。公司2019年五月在香港上市后，市值很快超过了十亿美元，2021年最高市值一度达到二十亿美元。
Q：方达于2019年在港交所上市，当时对于上市地的选择是如何考虑的？为什么没有选择内地或者美股上市？
A：选择香港上市的原因是，对比美国市场，当时香港的估值整体比较高，而当时我们在内地上市也不太现实，因为我们的主要股东泰格医药是中国上市公司，有相当一部分方达股东是美国公民，所以最终选择的在港交所上市。
Q：2006年方达开始建立中国的业务及团队，当时是如何开展中国市场业务的？
A：最开始我们进入上海，主要是我们的客户中包括罗氏、强生和辉瑞等跨国药企到中国开展临床研究，但是找不到合适的生物样品分析实验室。因为我们在美国为他们提供生物分析服务，所以他们希望我们到中国来建立实验室，为他们提供相同的服务。
虽然在美国的业务开展的非常好，但是从2006年到2015年的10年间，方达在中国的业务几乎是没有多大进展，大多是处于赔钱的状态。因为在2015年的“7.22”之前，中国对于法规要求并不太严格。所以，像方达这种严格按照世卫组织和ICH标准要求运营的实验室并不受“欢迎”。当时我们主要的业务都是来自于在中国的跨国药企和到国外申报项目的中国药企。10年间大概一共赔了3000多万人民币。“7.22”之后，按照新的法规标准，国内的很多临床试验用本地的实验室和临床中心没办法开展项目。但是，当时我们在郑州大学附属医院和吉林大学的两个研究中心，和我们上海生物分析实验室，都是通过了美国FDA和世卫组织的多次审查的。在2016～2017基本上只有方达能够做BE临床试验，所以，我们的业务一下子就起来了，2016～2018三年间，我们在中国的业务增长了差不多15倍左右。
Q：美国也进行过几轮医药和医疗方面的政策改革，但是一直没有成功，为什么？
A：美国的政府和企业之间，多年来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在政策上很难进行改变。特别是高科技行业比如生命健康，实际上投入和成本是越来越高的，目前美国的药价和医疗费用基本上也是全球最高的。高价带来了高利润，也促进了制药行业的发展，虽然现在民怨很大，政府也有意想改变，但实际推行起来非常困难。
医药改革90年代初开始到现在，谈了30多年，一直没有太大的改变，一些大型的制药公司话语权还是比较高的。政府一般不会对药品进行定价，但是会对投入和回报进行专门的费用测算和检查。只要定价不是特别离谱，政府一般都不会对创新药进行价格上的干预，企业的自主定价权还是很高的。
Q：有人说目前国内的医保谈判等政策压缩了创新药的利润空间，对于发展创新药是不利的，你怎么看？
A：研发新药需要高额的投入，比如一个药研发要十多亿美元甚至是几十亿美元的投入，如果价格定的很低，或者不降价进不了医保不能放量，都是很难收回前期投资的。
前几年，中国出台了一些鼓励创新的政策，对中国的新药研发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近期的一些政策，如价格限价和医保准入等，这是对新药研发的两个不利因素。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加上人口老龄化，医药市场巨大。我个人认为中国新药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光明。
Q：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方达近几年的业务重点有没有发生变化？
A：整体业务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行业中近几年大分子领域发展比较快，所以我们的业务也做了相应的调整。过去小分子占据了近80%的市场，大分子占了20%左右，但是，现在大小分子各占据50%，我们的业务比例也根据市场需要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在大分子药物开发服务， 特别是细胞和基因治疗方面增加了投入。
Q：此前，出现了原研药专利未到期但已经有企业在做首仿并申请上市的情况，在美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吗？
A：在美国也有很多的这样的情况。可以经常看到大的制药公司与仿制药企业之间打这样的官司。有的仿制药公司就需要靠着打官司来“生存”，因为挑战专利可能会加快产品的上市。但原研公司也会想尽办法去阻止仿制药公司推出仿制产品，比如用各种办法来延长专利保护期等。
Q：此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尤其是针对生物医药产业，对国内的生物药企造成了很大影响，对于方达来说有受到什么影响吗？
A：美国政府出台的政策对方达业务的影响是很小的，甚至看不到什么影响。我们全球业务的80%在美国，所以对美国业务没有太大影响。我们中国区业务的客户主要来自于中国本土，所以美国政府出台的政策对中国区的业务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Q：目前，中国医药研发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跟随和严重内卷，你认为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A：新药研发在中国是处于初始起步阶段，刚开始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首先在人才方面，药物研发需要很强的技术团队，国内的制药公司目前都缺乏技术团队。缺少研发人才，那就很难去做完全的自主创新，所以想要跟上行业趋势，只能去做一些“跟随”的东西。其实不光是制药行业，所有行业都是如此；其次，在投资方面，很多投资者缺乏专业的技术团队来评估项目，所以很容易扎堆投一些相似的项目，更进一步助长了内卷。
Q：医药公司跟CRO公司本来应该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但此前在采访时，有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近两年国内的临床需求特别大，导致CRO开始需要排期，二者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微妙，甚至会有企业“求”排期的情况，在美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A：在美国制药企业本身的研发能力比较强，CRO承担的部分可能较轻一些。目前在中国，药企的整体研发实力比较弱，很多企业甚至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所以非常依赖于CRO企业去协助做一些研发工作，甚至完全有CRO来做研发工作。将来，等药企的整体研发能力提升之后，会逐渐减少对CRO的依赖。
Q：目前，在美国做多中心临床的中国客户多吗？你觉得他们对于美国市场的了解程度是怎么样的？
A：中国药企到美国做多中心临床的客户在逐渐增加，特别是在FDA要求申报上市批准需要更多的多中心临床数据，特别是在美国的临床数据之后，中国药企到美国做多中心临床的需求有很大的增加。
因为现在信息非常畅通，所以中国药企对于美国市场了解的非常清楚，包括有哪些竞争者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市场情况如何，了解的都非常清楚。
Q：对于生物医药企业来说，选择一个像方达这样有中国基因的海外CRO相比选择一个纯美国血统的CRO去做国际多中心临床，优势在什么地方？
A：对于方达来说，华裔背景人员在公司管理团队和员工中占较高的比例，对中国比较了解，又是从美国发展起来的CRO，也熟知美国市场，政策法规和质量体系，我们的临床和实验室也是完全按照美国的法规要求在做。所以，首先在项目上，不会有合规性和数据接收的风险。其次，在语言交流和项目管理上，也更加的顺畅，不会出现因为语言和文化理念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
Q：中美之间CRO做临床试验的价格差距大吗？
A：实际差距并不大。可能还是要分阶段，后期临床美国的价格会高一些。但是，在前期临床阶段，实验室支持占较大比例，实验室支持方面中美的价格差距很小。以前在实验室阶段，中国的价格可能会比美国便宜40%～50%左右，现在可能也就是10%～30%。虽然中国人工成本稍低一些，但是中国实验室需要进口仪器和耗材等，这些进口器材成本会比美国高一些。所以，前期临床阶段的价格整体上差距不大。
Q：中国对于研发失败的“容忍度”似乎不高，在美国市场的情况是怎样的？
A：研发越推到后期，成本越高，如果在临床阶段发现这个药副作用比较高或者有效性没有那么明显，就必须要及时终止。举个例子，此前惠氏有一款减肥药，上市之后销量非常好，但是上市一两年后就发现有严重副作用，对病人心脏造成损害，结果一下子赔偿病人170多亿美元。所以在美国，在新药的研发过程中如果发现有问题，都会尽早终止实验，因为越到后期投入就越高。
做药是为了治病救人，只把安全有效的好药推向市场惠及病人，是我们每个做药人的良心。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