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中俗称“中风”，主要包括梗死性和出血性，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阻塞或破裂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种急性脑血管疾病。卒中起病急、病情进展快、临床症状多样，大部分患者病情很快达到高峰，在当今社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公共健康问题。《柳叶刀•神经病学》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估计共有1220万卒中发病病例，卒中患病人数估计共有1.01亿。卒中导致了1.43亿伤残和655万人死亡。
作为全球死亡原因排名第二、中国死亡原因排名第一的重大疾病，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五大特点，不仅给患者带来巨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同时也为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传统的卒中治疗主要包括溶栓、取栓、抗血小板治疗、早期抗凝、脑神经保护、降压治疗、脑水肿和颅内高压的管理等。但卒中的黄金治疗窗口较短，通常只有几个小时。有研究发现，约90%的脑卒中可防可控，若环境、行为、代谢三大类危险因素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将减少约90%的疾病负担，受益巨大。因此，做到尽早筛查和干预，有利于降低脑卒中致残率、致死率，提高患者功能恢复及生活质量，降低社会及家庭负担。
近年来，基于预防脑卒中发生出发，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鲁向锋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顾东风团队根据前瞻性随访队列建立起的脑卒中发病风险评估工具China-PAR风险预测模型，为我国脑卒中的一级预防提供了实用性评估工具。与此同时，专注于创新药基础研发的生物医药企业源生生物，基于独家靶点研发并已进入临床阶段的环状RNA快速诊断脑卒中的IVD诊断产品，也有望在未来提高卒中诊治效率、降低经济负担，抢回卒中诊断及治疗的黄金4小时。
疾病负担沉重
脑卒中俗称“中风”，是指一种由脑血管病变引起的急性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它被细分为缺血性卒中(由血管闭塞或狭窄引起)和出血性卒中(由血管破裂引起，导致脑实质内和/或蛛网膜下腔出血)。根据相关文献统计，缺血性卒中占所有卒中病例的87%，出血性脑卒中占10%，蛛网膜下腔出血占3%。
2021年，《柳叶刀•神经病学》(LancetNeurology)刊登了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19)，评估了1990年-2019年204个国家/地区的卒中疾病负担。《柳叶刀•神经病学》指出，2019年，卒中成为全球第二大死亡原因，占总死亡人数的11.6%。卒中是导致死亡加上伤残(DALYs)的第三大原因，占全球总DALYs的5.7%，仅次于新生儿疾病(7.3%)和缺血性心脏病(7.2%)。
具体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估计共有1220万卒中发病病例(95%UI1100万–1360万)，卒中患病人数估计共有1.01亿。卒中导致了1.43亿DALYs和655万人死亡。所有卒中发病病例中，有62.4%为缺血性卒中，27.9%为脑出血，9.7%为蛛网膜下腔出血。
在中国，卒中也是严重危害中国国民健康的重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因素。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卒中危险因素流行趋势明显，卒中疾病负担日益增加。
我国卒中患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2020>概要》指出，2019年我国缺血性卒中患病率为1700/10万(年龄标化患病率1256/10万)，出血性卒中患病率为306/10万(年龄标化患病率215/10万)。2019年“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项目”数据显示，我国40岁及以上人群的卒中人口标化患病率由2012年的1.89%上升至2019年的2.58%，2019年我国40岁及以上人群现患和曾患卒中人数约为1704万。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9》统计，2018年，我国约有194万人死于卒中。卒中已成为我国农村居民第二位、城市居民第三位死亡病因。
除此之外，卒中患者的康复情况也不容乐观。一方面，卒中本身具有高复发率的特点。国家脑血管病大数据平台数据指出，卒中患者发病3个月内，脑梗死、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的复发率分别为2.81%、5.05%和4.72%;发病1年内，卒中患者复发率为5.48%。
另一方面，患者康复治疗的状况总体有待改进，康复相关知识知晓率不高。《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0》在脑卒中康复部分对450例脑卒中患者或其家属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仅有8.45%和10.79%受访人群对脑卒中康复相关知识很了解和比较了解，39.44%受访人群认为康复治疗无作用。其中，54.46%受访者表示住院期间接受过康复治疗，而34.74%受访者则表示出院后不接受康复治疗。
脑卒中发病率高、病程长、康复状况不理想等特点给患者及其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和心理负担。《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19》显示，2018年我国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患者人均住院费用分别为人民币9410和19149，相比2008年分别增长56%和125%。与此同时，由于患者出院后大多选择回归家庭进行康复，家庭中的成员需要承受着照顾任务繁杂、心理调适困难、社会网络受限、经济支配沉重以及自我角色转变等多方面的负担，不仅影响了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也对患者的康复过程产生消极的影响。
早识别是关键
脑卒中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房颤、吸烟、大量饮酒、不合理膳食、超重或肥胖、缺乏运动、心理因素、家族史、脑血管和颈动脉狭窄等。
无论是出血性卒中或是缺血性卒中，均可导致肢体瘫痪、语言、吞咽困难、认知障碍、精神抑郁等神经功能缺损。因此，卒中也存在一些可以察觉的前兆和早期症状，包括：突然出现一侧头面部、肢体麻木，突然走路不稳、眩晕，突然视物模糊、出现黑朦、偏盲、复视，突然说话不清楚、流口水、口角歪斜，突然剧烈头痛、肢体无力、活动不灵，重者昏迷，难以唤醒。当有相关临床症状时，需要考虑卒中出现的可能。
溶栓治疗及取栓(血管内治疗)等方案是目前公认的最有效的超早期开通血管、挽救濒临死亡脑组织，改善患者肢体、言语等功能的措施。溶栓指应用溶栓药物(阿替普酶等)把堵塞在血管里的血栓溶解掉，使血管再通恢复脑组织供血，改善损伤的脑功能;动脉取栓是针对颅内大血管闭塞的主要治疗措施。通过导管经血管内到达闭塞部位，使用特殊的取栓装置把栓子取出，恢复闭塞部位的脑血流，改善脑功能。然而，溶栓与动脉取栓都有时间窗要求，即静脉溶栓4.5小时;动脉取栓6小时是最佳时间窗，部分患者可延长至24小时内。同时，外科手术也是卒中治疗的有效手段。如蛛网膜下腔出血，早期若能找到动脉瘤，及时进行手术治疗，预后也较好。
由于脑卒中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五大特点，因此，施行有效的筛查和综合干预是降低脑卒中致残率和死亡率、提高生存率和生存质量的重要手段。
脑卒中危险因素包括：1)既往病高血压史，收缩压≥140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2)房颤或瓣膜性心脏病;3)吸烟(一生中连续或累积吸烟6个月及以上);4)血脂异常;5)糖尿病;6)很少进行体育锻炼(以每周运动≥3次、每次中等强度及以上运动≥30分钟或从事中、重度体力劳动者作为经常有体育锻炼标准);7)体重超重或肥胖(体质指数(BMI)≥28为肥胖);8)脑卒中家族史或既往病史。
以上8项，出现一项得1分。脑卒中风险评估≥3分，或既往有脑卒中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病史者，评定为高危人群;脑卒中风险评估<3分，但患有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心房颤动或瓣膜性心脏病)之一，评定为中危人群;脑卒中风险评估<3分，且无慢性病者为低危人群。
基于筛查脑卒中传统危险因素筛选高危人群远远不够全面，与此同时，遗传风险能够有效预测脑卒中发病风险，描绘个体的发病风险轨迹。2021年6月，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鲁向锋教授和顾东风院士团队建立了脑卒中多基因遗传风险评分模型——China-PAR风险预测模型。相比于传统的临床危险因素，遗传评分的潜在优势是可在生命早期进行一次性遗传风险评估，并且终生不变，对脑卒中一级预防和精准干预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将遗传评分推广应用于脑卒中早期发病风险预测，并指导高危人群开展个体化的生活方式或药物治疗干预，对脑卒中防治具有重要价值。
除此之外，体外诊断(IVD)的研究也为脑卒中的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希望。
“无论是缺血性还是出血性脑卒中，其共同的特点是发病快、自残率和致死率高，易反复发生，且治疗窗口期短。因而，及时明确诊断，尽早给预救治，是降低自残率和致死率的关键。”生物医药专家、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教授姬广聚表示，尽管在大、中城市的大医院及时明确诊断并不困难，但在众多的小城镇和广大的边远地区，脑卒中患者很难得到及时诊断，往往因此错过最佳治疗时间，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发现一种通过检测外周血就可以快速判断梗死(缺血)性脑卒中的技术，此技术不但可以用于诊断脑卒中，还可以初步判定脑组织相对梗死面积的大小。我们相信，应用我们研发的技术方法，将会使众多边缘地区的脑卒中患者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减轻患者病痛和家庭负担。
在姬广聚教授的带领下，有着被外界称之为中国细胞领域创新药“达摩院”之称的源生生物，目前已独家建立起新靶点，研发了环状RNA快速诊断脑卒中的IVD诊断产品。以千元以内的单例检测成本，实现45分钟快速检测出结果。该产品将在极大降低医疗负担的同时为卒中患者抢回治疗黄金时间，同时通过自主研发的靶向降解卒中标志物环状RNA的小核酸药物，具有不需开颅、无造影，风险低、副作用低的特征，可用于卒中急性发作期。此外，配合使用的IVD试剂盒便于基层医院快速响应治疗。
源生生物脑卒中试剂盒已进入临床阶段，预计2年内将投入到市场，帮助基层医院建立起脑卒中的确诊能力，帮助三甲医院加快脑卒中的确诊速度。试剂盒的投入使用将有望为脑卒中患者抢回救治黄金4小时的同时，推动脑卒中诊断医疗成本降低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