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众元[1]
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对经济和民生领域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要求发展模式从注重速度和规模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维持着两位数或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持续快速增长的非凡奇迹。然而,经过三十多年的迅猛发展,我国经济如今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已达到极限,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同时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也在放缓。这一系列变化要求我们必须摒弃过去粗放的发展方式,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我们必须不断摆脱对传统发展模式的依赖,即不再仅仅依靠庞大的人口数量、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牺牲资源环境的发展方式。相反,我们需要促成新旧动能的转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构建新的经济支撑体系。
我们认为,新质生产力、新消费、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劳动力要素市场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将成为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稳健发展的五大新动能。
一、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长期的实践指导意义。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定生产方式或一定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在当前的时间点,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源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不断深入,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新质生产力已在实践中崭露头角,并展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支撑力。
新质生产力正在快速推进。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推动产业创新升级,特别是聚焦于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的突破,以此催生新兴产业、创新模式与强劲新动能,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步入2024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全年工作的首要任务,凸显了其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7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为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探索新质生产力发展路径提供了政策指引和制度保障。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组成部分。科技创新通常涉及新技术的发明和现有技术的改进,这些技术突破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并创造全新的产品和服务。同时,科技创新可以推动传统产业向更高效、更环保、更智能的方向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另外,科技创新催生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例如电子商务、共享经济、智能制造等,这些新业态和模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企业的运营方式。正是因为科技创新在技术突破、产业升级和新业态和新模式方面的重要作用,科技创新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如今在科技创新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就。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知识产权申报统计数据,中国在《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总量中的占比,已从2000年的不足1%增长至2020年的25%,并长期保持在这一高位,超越了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其他科研强国,位居榜首。
图1 中美专利申请量全球占比
数据来源:Wind,九方金融研究所。
高新技术产业在总量经济中的地位明显增强,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三新”经济(即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增加值数据,清晰地展示了这一趋势。从2016年15.3%攀升至2022年17.4%,占比逐年提升。“三新”经济增加值年均同比增速在2017至2022年间达到了10.9%,远高于同期名义GDP的年均增速8.4%。其他关键指标如战略性新兴产业采购经理人指数(EPMI)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规模,也共同指向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逆经济周期而上的繁荣景象。展望未来,“三新”经济增加值将继续保持双位数的增长态势。若未来五年内年均增速能达到11%,将年均拉动名义GDP增长2.2个百分点,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图2 “三新”经济增加值增速与占比
数据来源:Wind,九方金融研究所。
二、新消费
供给、需求和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支持中国新型消费的崛起。新消费是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科技的进步而形成的一种新型消费模式和消费行为。中国制造业凭借其世界领先的竞争力,已经进入了品牌化、平台化变现制造能力的新阶段。产品开发逐渐转向需求驱动,为消费模式的升级提供了强大的供给端支持。在需求端,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家庭单元小型化成为长期趋势,消费能力的提升促使居民更加关注上层需求的满足,其中Z世代和新中产阶级成为这一趋势的引领者。此外,中国在消费场景的创新上也走在全球前列,近十年来,消费交易的线上化成为最大变革,直播、O2O等模式不断创新,高价休闲品和高频基础品的线上化也取得了突破,预示着未来线上线下将进一步融合。
休闲类消费将是新消费的主体。国金证券李敬雷团队在其《2022,“新消费”重构再出发》一文中,深入分析了美、日消费结构的变迁,并结合我国当前的共同富裕背景,指出国内以休闲类为代表的新消费占比提升是一个长期且确定的趋势。研究发现,在剔除居住、医疗、汽车等消费后,我国休闲类消费占比约为37%,相较于美国和日本,分别低了十个和六个百分点,显示出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共同富裕政策的推动下,橄榄型社会结构逐渐形成,从消费增长的绝对值和结构占比提升两个维度来看,休闲类消费将最为受益。这类消费主要包括满足美丽、愉悦、娱乐、健康等进阶需求的新品类,如化妆品、酒店、黄金珠宝、潮玩、游戏、新家电、新消费电子以及交友或约会平台等。
总量视角下,居民消费率有望进一步回升。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最终消费与支出法GDP的比值。2023年居民消费率回升至39.2%,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展望未来,居民消费率存在上升趋势。基于国际横向对比的视角,我国消费增长仍有较大的潜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的居民消费率仍有15%至20%的差距。基于国内纵向对比的视角,2000年以来,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2010年触底后维持在40%下方。展望未来,在人口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影响下,劳动报酬比重预计将提升,增加居民部门收入占比。同时,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将促使财政增加民生和社保支出,为消费增速提供支撑。随着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投资率趋于回落,总需求结构中消费率有望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图3 居民消费率
数据来源:Wind,九方金融研究所。
新消费预计每年拉动名义GDP增速约3.5个百分点。如上文所述,中国新型消费即将崛起,得益于供给、需求和消费场景的全面升级,休闲类消费将成为消费增量的主体。自数据最终消费支出公布(2015年)至今,该指标对于GDP当季同比增速拉动均值落在3.5个百分点。虽然中国经济如今的体量已经远高于过去,但是在人口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劳动报酬比重上升,加速老龄化亦将促使财政增加民生支出,消费对于GDP的拉动作用在未来仍将得以保持。
三、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后疫情时代,房地产行业成为总量经济的重要拖累项。自2021年下半年起,房地产行业已历经三年的下行期。与2021年的顶点相比,房地产投资完成额下降25%,与GDP直接相关的建安投资下降22%。财信研究院在《需求不足,提振信心是关键》一文中提出2022年房地产开发投资活动、房地产生产活动和房地产消费活动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为7.2%、12.3%、5.8%,总计达到25.3%,占比超过1/4。仅观察房地产开发投资活动(与建安投资高度相关),房地产行业在过去两年总共拖累名义GDP增速约2.5个百分点。综合考量房地产对经济在三个方面的冲击,房地产行业在过去两年总共拖累名义GDP增速约9百分点,这与我们的经验感受类似。
图4 相比2021年,2023年房地产行业指标下滑程度
数据来源:Wind,九方金融研究所。
房地产发展新发展模式是行业的未来。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自199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该行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有效推动了经济增长、企业盈利和居民财富的增长,但同时也伴随着经济泡沫的滋生、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金融潜在风险的加剧。进入后疫情时代,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了超预期的重大变化。为此,2021年中央政府开始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旨在进一步完善“市场+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在这一新模式下,政府将保障基本住房需求,而市场则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标志着房地产市场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新阶段。
海外经验为中国房地产行业提供借鉴和启示。在海外发达经济体的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普遍经历了地产的繁荣周期。然而,随着城镇化速度的放缓,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回落,地产行业也步入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并形成各具特色的稳定发展模式。其中,德国和新加坡建立的地产发展的长效机制值得我国借鉴,。德国和新加坡的房地产市场稳定机制源于租售并举的发展模式,都凸显了政府在住房保障中的角色。德国政府建设福利住房,为多子女家庭和低收入者提供住房支持。同时,实施“限制房租政策”,设定租金增长上限,从而稳定租赁市场。新加坡通过建屋发展局负责公共住房的建设,以优惠价格向居民出售或出租,实现了高住房自有率。
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将由过去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阶段。《决定》中提出:“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结合我国地产政策的演进历程与海外成熟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未来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将涵盖以下几个关键维度。首先,房地产行业将更加注重其居住属性,核心是推动租售并举,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供给。其次,政府将根据人口变化判断住房需求,据此科学规划土地供应、引导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的目标,防止市场大起大落。另外,行业应根据居民的新住房需求,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住房产品和服务。
房地产行业困境对总量经济的冲击将在今明两年迎来尾声。房价作为房地产行业的重要前瞻指标,可能领先行业逐步企稳。市场中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房价最终跌幅将与1990年后的日本接近,得出中国房价未来进一步下跌空间巨大的结论,该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日本房价在泡沫破裂前出现了“最后狂欢”的现象,一线城市房价在泡沫尾声阶段出现暴涨。如果对两国房价进行定基处理,T期对应泡沫顶点,两国房价在T-6期都处于最后一轮上涨的开始阶段。日本一线城市房价在泡沫破裂后12年触底,回到原点。中国房价距离起涨点还有20%的距离,考虑到日本房价在下跌过程中受到房地产税超预期推出的影响,中国房价的下行周期可能已经进入尾声,预示房地产投资等重要指标距离历史底部已经不再遥远。
图5 中日房价在泡沫破裂前后的对比
数据来源:Wind,九方金融研究所。
四、劳动力要素市场化
户籍制度改革以及背后的社会福利保障和公共服务是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劳动力要素配置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城乡和产业间存在显著的流动壁垒。具体表现为,城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现存的不平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同时,劳动力市场中的歧视现象也削弱了新市民的社会融入感。因此,推进市场化配置改革显得尤为重要,这将有助于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成本,并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针对现存问题,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存在必要性。通过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制度,以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由常住地提供的政策手段,可以有效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壁垒,促进劳动力的优化配置。
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正处于加快推进阶段。赵军洁在《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历程回顾、改革估价和趋势判断》一文中将1956年至今的户籍制度改革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分为五个阶段,分别是二元户籍严格管制阶段、二元户籍制度松动阶段、二元户籍制度有限突破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构建阶段和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阶段。我们当前正处于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历史新时期,是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阶段的新篇章。《决定》中提出“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具体政策手段包括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多项公共服务中享有同等权利等。
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的意义重大,不仅顺应民心,维护公平公正,也是有效的经济刺激政策。张斌在《用超出市场预期的力量改变市场预期》一文提出,当前,我国仍有超过1.8亿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其中的绝大多数在未来不会选择回归农村。他们遇到的难题是难以在工作所在城市落地扎根,无法同等地享受城市福利与服务。站在更高维度的视角,户籍、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政策的改革将为上亿个家庭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民心所向,也将是推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一环。基于经济发展的视角,新市民的进城安家将促进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消费能力提升,从而拓宽税基。
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预计将每年拉动经济一个百分点。中信证券杨帆团队在《户籍改革再深化,“流动中国”添活力》中测算结果显示,农民工进城落户每年或带来2202亿元的新增消费需求、4095亿元的新增购房需求、1375亿元的新增租房需求。潜在新增需求之和达到经济总量的0.7个百分点,考虑到房地产行业的放大效应,在乐观情形下,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每年对于总量经济的拉动作用将超过一个百分点。
五、高水平对外开放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决定》 中关于对外开放的描述已经从“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转变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外开放是中国基于国内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与必然抉择。历史反复证明,闭关锁国只会导致国家的贫穷与落后,而开放则能够带来繁荣与进步。对外开放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近年来,随着中国生产与贸易能力的日益增强,西方国家对此感到不安与恐惧,导致贸易与投资领域的摩擦不断。为了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国必须积极扩大其正面影响,并有效应对各种挑战。
高水平对外开放内涵丰富。高水平对外开放内涵包括“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制度型开放包括加快构建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国内规则和制度体系。在此基础上,逐渐引领全球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制定,深度融入并优化全球经贸规则。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的背后是推动外贸质升量稳。由于中美贸易战和低端产业链转移的影响,我国部分低附加值产业链转移至东南亚、墨西哥等国家,推动中间品贸易高速成长是可能的应对手段。
欧美经济下行,国际环境恶化是大概率事件。消费是美国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后疫情时代,美国经济的韧性很大程度是源于政府大规模转移支出至居民账户,推动了消费回升和经济恢复。随着2021年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逐步退出,叠加美联储高息环境持续,美国经济虽然仍然保持韧性,但部分先行指标已经在发出警告,美国经济发生衰退正在成为大概率事件。事实上,二季度已经披露的美国上市企业的财报低于预期。与此同时,以欧洲央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正在下调欧元区的增速预期。考虑到美国大选的不确定性,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总统候选人如果当选,可能发动新一轮贸易战。因此未来的外部环境不容乐观。
展望未来,外需将乘风破浪,稳中有升。尽管欧美经济存在下行的危机,国际贸易环境未必友善,最终导致外需回暖有限,但得益于全产业链的优势、商品结构的持续升级以及贸易伙伴的多元化战略,中国出口将展现强大的抗风险能力。至少从短期看,上半年的进出口数据显示外需持续回温,地缘冲突、制造转移等因素对中国的出口影响并不明显。我们认为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频繁出台、全球供应链加速重构的历史背景下,未来数年的外需增长趋势尽管存在压力,但是外贸稳增仍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将运行在合理区间。
六、总结
综上,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尽管短期内仍将呈现弱复苏态势,但是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后劲十足的局面没有发生改变。我们将以上五大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拉动程度进行量化和加总,我们认为房地产行业对于经济的拖累有望逐步减轻,新质生产力、新消费、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驱动项,对外开放政策的升级将更好地保护中国出口行业在新的国际经济格局下保持增速。五大新动能有望将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在2030年之前维持在4.5%以上。如果基于更长的视角,在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驱动下,中国经济将有望达成《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即全面推进建设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展望未来,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以房地产和传统消费为代表的旧经济,潜在增速可能难以重返疫情前的水平。以数字经济、新能源和新消费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速将不断攀升,迈上新台阶。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等政策,将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和强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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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尤众元系九方金融研究所宏观研究员,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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