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3月经济和金融数据重磅出炉：居民融资需求扩大，金融数据特别是信贷强劲增长势头明显，市场信心得到提振，实体经济需求回暖。对此，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政协上海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钱军在学院高层管理教育部举行的复旦大学金融EMBA&高管教育课程招生说明会-深圳站上发表了主题为“2023中国金融：降服灰犀牛，规避黑天鹅，大展宏‘兔’”的精彩分享，带来他对于国际经济及中国金融发展趋势的深度解读和独家洞见。
降服“灰犀牛”，规避“黑天鹅”
“灰犀牛”是指金融体系中那些看得见的风险，但“看得见”不等于能够妥善管理。如果管理不善，促使“灰犀牛”不断“成长”，可能就会引起金融风险的爆发。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企业的债务问题就是一种“灰犀牛”风险。
金融学中的“黑天鹅”，则是指那些事先没有被预见到、或是预见到了但很难精准判断其趋势发展的风险。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就属于“黑天鹅”风险，它虽然是一个公共卫生危机，但却给全球以及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
去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同样也属于“黑天鹅”风险，对于全球的影响同样巨大。俄乌战争所引发的危机直接影响了全球的能源市场。这也使得作为全球最大油气进口国的中国，将能源安全问题上升成为国家安全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灰犀牛”可见可预判，所以可以被降服。过去几年，因为有了诸如恒大这样的案例，很多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风险在处置过程中就有了参照的“模板”。所以目前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债务风险已经得到控制，行业也已触底，正处于恢复过程中。但“黑天鹅”风险指的是多年一遇的意外事件，事前无法精准预判，因此很难将其‘降服’，只能尽量去规避并减小其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负面影响。
美元“全球霸主”地位开始动摇，人民币正在加速崛起
当前，复苏中的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环境之中。实际上，影响国家间经贸关系的因素并非总是“经济”。回看过去，经贸关系曾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的压舱石，但到了2023年，情况则发生了改变。例如，对于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中概股”）企业而言，当下在美国面临的主要风险不是宏观金融或行业及自身的经营风险，而是非经济的风险。
如今，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单一）国家仍是美国，最大区域合作伙伴则一直是欧盟；但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这两个传统的中国经贸“大户”之外，东盟正在崛起，并在2020年首次取代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地区。
毫无疑问，当今的两国关系、中国与欧盟的关系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从金融角度来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所存在的不确定性是最小的。此外，美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同样巨大。
作为世界上金融体量最大的国家，美国可以通过美元霸权对其他国家实施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制裁，但最近有多个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开始采取与美元（部分）“脱钩”的措施来规避被制裁的风险，同时降低跨国经济和金融活动的成本。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发展潜力巨大，因为当前唯一能够进入顶层国际结算市场的主要货币、且未来能够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之一的、来自新兴市场的币种就是人民币。
虽然其“霸主”地位开始动摇，在全球国际贸易结算、大宗商品定价以及储备货币等领域中，仍然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货币可以与美元并驾齐驱。所以美国央行（美联储）采取怎样的政策，不但会对本国产生较大影响，对全球各国的影响同样巨大，这在经济学中就被称为“溢出效应”。
银行仍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头号主力”
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是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无论从吸纳社会财富，还是从融资角度来看，银行依旧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头号“主力”；而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的规模和占比还相对较小。
具体到中国银行的体系，大致可被划分为三大梯队：第一梯队是“宇宙行”，即“工农中建”四大行外加“交行”和“邮储”，四大行的资产规模排名均稳列全球前4；第二梯队是中等规模的银行，包含股份制银行、较大的城商行以及极少数的（规模最大）的农商行，这些银行几乎都已上市；第三梯队则为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比如农信社），业务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一两个省或者几个地市。总体来讲，中国的银行体系较为安全，尤其是已经上市的大中银行的总体风险可控；已经出现过问题及存在风险的机构均为地区性的中小机构，尤其是在那些经济欠发达、人口流出较多、企业和政府负债较高的地区经营的金融机构。
总体而言，相较于美国，中国的货币政策具有一定优势：首先央行没有像美联储那样在20年初进行无限量的“洪水大灌”，我们的宽松货币政策较为温和，目前有双向调整的空间；其次，受美国硅谷银行危机事件的影响，美联储的加息进度开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如果美国加息开始放缓，则应该有利于全球和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平稳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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